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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畫卷的再現紅色基因的傳承
——以“土地革命時期全國主要革命根據地史料集成與研究”井岡山卷黨的建設部分為視角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17-11-24
  賴宏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江西 井岡山 343600)
  [摘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資料集成與研究,通過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集中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的時代背景、現實挑戰、獨特創造和經驗啟示。文獻資料集中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也集中反映和揭示了黨的奮斗歷史所蘊含的政治本色、優良傳統。
  [關鍵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史料集成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D23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599(2017)05-0137-08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資料集成與研究,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主要革命根據地史料集成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該成果作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主要革命根據地史料集成與研究井岡山卷”的一部分,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文獻資料集,主要收入了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福建省委、中共廣東省委、中共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及井岡山根據地所涉各縣委的決議、決定、指示、通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各縣基層黨組織建設、發展的相關文獻資料,以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歷史人物關于黨的建設內容的訪談、書信、回憶。
  這部分成果既集中反映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省委、軍委、湘贛邊界黨組織、地方黨組織推進根據地黨的建設、軍隊黨的建設、基層黨組織建設全局性重大問題、黨的建設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也集中反映和揭示了黨的奮斗歷史所蘊含的政治本色、優良傳統。
  一、文獻資料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時代背景
  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面臨著獨特的時代背景。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瘋狂鎮壓革命勢力,國內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更加劇烈。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處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優秀干部,群眾運動的領導人及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群眾慘遭殺害。據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
  大革命失敗后所建立起來的南京政府,是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政權,它沒有也不可能使中國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而只能使中國繼續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不僅一個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激化。所以,中國革命的客觀基礎仍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暫時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來。中國仍然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大革命失敗后,全黨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軍隊2萬余人,舉行南昌起義;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通過《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提出要實現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轉變,并具體部署了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起義。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相繼部署在中國中部、南部、東部、北部和西北部12個省,舉行了近百次規模不同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失敗后所保存的武裝力量,也先后都轉入了游擊戰爭,創建了小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特別是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余部、八一南昌起義余部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上了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根據地,踏上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艱難行程。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二、文獻資料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的現實挑戰
  井岡山時期黨的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工農紅軍,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進行的。黨建設的主要任務是要建設一個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政黨,因此,必須先解決黨的建設實踐中面臨的一些困境。
  (一)黨的階級基礎薄弱
  從中國全局看,工人階級總人數不多,而根據地內黨的建設,又面臨著農民出身黨員占多數的客觀現實。曾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楊克敏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永新:同志700以上,黨員的成分大多數是農民。蓮花:黨員的成分也大多數是農民;酃縣:黨員成分多農民;遂川:黨員數約二百余,其中大半是農民;寧岡:黨員多數為農民分子。”[1]P271楊克敏當年在湘贛邊界對黨組織及黨員基本情況的調查、考察是非常認真和仔細的,他給中央的工作報告,為了解邊界當時黨組織及黨員的狀況提供了十分完整、可靠的數據。報告所列永新、蓮花、酃縣、遂川、寧岡5縣黨組織的情況表明,邊界各縣黨員成分均“大多數是農民”,文化水平很低,無產階級政治意識較薄弱。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曾感慨地說到:“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2]P77這些情況充分說明,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農村游擊環境里,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其任務是異常艱巨的。
  (二)地方主義嚴重
  湘贛邊界經濟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是落后的農業經濟,有些地方甚至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在邊界,除了縣城有某些小型工業外,廣大鄉村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耕作技術十分落后,許多山區還是用人力拉犁地。商業極不發達,不少地區仍沿襲古代遺留下來的“日中為市”的圩集。“邊界的經濟本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區域,自耕家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頗低。米一元錢可買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錢可買八、九斤,鹽每元七斤,普通一個人的生活,有一元多錢就可度過一個月。……籠統的說,邊界的經濟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務農,商人及讀書的占極少數。……農民在紅軍未來之前,除遂、酃、茶、蓮之大部外,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1]P248湘贛邊界豐富的物產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鄉村可以不依賴城市而獨立存在,為邊界武裝割據提供了物質條件。但是,在缺乏民主和工業不發達的農村進行根據地建設,特別是進行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是一項十分困難而艱巨的任務。因為在這種小農經濟之下的農村,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嚴重的地方主義。加之根據地地處邊陲,社會組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因此,“支部會議簡直就是家族會議。”[2]P74為此,毛澤東曾深為感嘆地說:“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2]P74毛澤東在此為什么會發出如此的感嘆?是因為“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斗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2]P74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是封建經濟的反映,它與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是格格不入的。“有了地方主義,各地革命斗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這是危險的,只有利于階級敵人。”邊界的地方主義,是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嚴重障礙,在地方主義盛行的地方,“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滿鄉村,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么樣兒,是一回什么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因此,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去組織共產黨,當然是不容易的事,這是環境上的困難。”[1]P274
  (三)尖銳的土客籍矛盾
  邊界黨的建設,還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特殊困難,就是土客籍矛盾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2]P74 土客籍問題,是井岡山斗爭時期一個十分特殊而又尖銳的問題,在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等縣,都有土客籍的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這種土客籍的宿怨,按理是不應該引到工農革命隊伍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黨內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當年在根據地內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就是“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反映了邊界黨與紅軍中尤其是在寧岡的土客籍矛盾。所謂“土籍的黨”,指的是邊界黨內以土籍領袖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為代表的政治勢力;所謂“客籍的槍”,指的是邊界軍內以客籍領袖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軍事勢力。土客籍勢力因為歷史上的宿怨太深,黨內一些同志受其影響較深,一時難以超脫,加上土籍劣紳經常帶領敵人“進剿”農民自衛軍,客籍人深受其害,所以,土客籍矛盾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后來還愈演愈烈,從中共寧岡縣委延伸發展到中共永新縣委和邊界特委。“土客籍的矛盾,本質是地主階級和客籍農民之間的矛盾,但卻把階級矛盾掩蓋著,不利于開展革命的階級斗爭。……土客籍矛盾的危害很大,敵人常常利用這個矛盾挑起械斗,破壞革命勢力。”“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斗爭。”[2]P74邊界八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到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的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10月、11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由此可見,土客籍矛盾在邊界黨的建設過程中,給黨的建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四)“左”傾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
  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目標和前途問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曾一度提出把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目標,這顯然是超越中國實際的“左”的政策,混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這極大的影響到了中共中央對當時革命形勢的判斷。
  1928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又作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在糾正當時中央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混淆革命階段的盲動主義錯誤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決議案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認識,卻嚴重脫離了中國國情。共產國際要求中共要以城市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認為只有中心城市的革命形勢才能帶動農村的工農運動,因而,中國共產黨在武裝暴動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在城市發動暴動。而建立井岡山、中央蘇區等農村根據地的策略,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對游擊戰爭的溺愛”,最終“必致失敗”。
  但歷史真相恰恰是,這些錯誤的指導才是農村根據地遭受重大挫折、黨的建設遭受重大損失的根源。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要求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這樣一來,從中央到地方,都以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為中心工作,特別是在敵我力量懸殊的險惡環境下,冒險和勉強發動的城市罷工和武裝暴動,都以失敗而告終。致使幾個月內就有中共的十幾個省委遭到破壞。
  (五)黨政關系問題面臨復雜情況
  黨對蘇維埃政權實施領導,是黨政關系的一個基本原則。但是,由于戰爭年代下實際情況的復雜性,使得這一原則在中央蘇區時期執行得并不理想。具體表現在較長時期內存在著“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狀況。黨委直接命令蘇維埃政府甚至代替蘇維埃政府的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蘇維埃政府中黨團的作用發揮得很差。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劉作撫1930年7月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各級政府成立有黨員(團),由各級黨部指揮,但是政府不健全的很多,黨團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級黨部解決,由政府會議議決通過執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黨部代替了,就是西南政府也是好些(如此),所以引起政府人員的不滿意……還有更小的日常事情農民都要求來黨部解決,因此使群眾認識黨部而不認識政府”。[3]P247
  三、文獻資料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的獨特創造
  井岡山時期黨的建設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如何破解?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毛澤東和井岡山前委、湘贛邊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成功地解決了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黨的建設一系列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
  (一)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架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礎和組織體系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余部到達永新縣三灣村,針對部隊建制已經不健全、軍事失利后引起部分人的悲觀失望思想、殘存的軍閥作風抬頭等問題,對部隊進行改編,是為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在部隊建立黨的各級組織,“支部建在連上”原則。這樣,部隊各級都設立了黨的組織。班、排設有黨的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立黨代表,并擔任黨的支部書記,專門做黨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導士兵開展群眾工作。整個部隊處于前委的領導之下,從而,奠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架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體系。
  “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的—個重要創造,是中國共產黨締造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偉大開端。后來,毛澤東曾總結指出:“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則。”[2]P65-66 同時,后來的實踐也表明,“哪一連黨代表較好,那一連就較健全些”,“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2]P74三灣改編距離今天雖然已經80多年了,但“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原則和基本制度,在黨的建設實踐中,不斷發揮戰斗堡壘作用,不斷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歷久彌新的科學性。“支部建在連上”,是我們黨把馬列主義建黨建軍學說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能夠抓住普通黨員的一個最佳組織形式和機制。“支部建在連上”,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到基層有了不可替代的制度構架,也使基層黨支部在基層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聯系群眾和黨員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奠定了基礎。
  (二)“九月洗黨”,加強黨的組織建設
  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與壯大,“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征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致使黨員數量猛增,最多時達1萬多人。這些投機者最擅長的就是只憑局部形勢而左右搖擺,看不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這個根本。因此,“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是他們的本性使然。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也決定了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同路人混跡黨內。因為容忍他們的存在必然導致“黨的組織破盡,其結果必變成不能斗爭的黨”。為此,清除黨內機會主義分子及其影響,純潔黨的組織,是井岡山時期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1928年“九月以后,厲行洗黨”,“對于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2]P75這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著名的“九月洗黨”。洗黨的具體做法,一是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的寧岡、永新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二是對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三是洗黨之后,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九月洗黨”雖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整黨,只是著重組織上的清洗與整頓。但通過洗黨,大批不合格的黨員被清洗出黨的隊伍,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斗力。各級黨的基層組織在邊界斗爭中戰斗堡壘的作用日益發揮出來。經過整頓后的邊界各級黨組織,“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斗力反而增加。”這充分地說明,要保持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先進性,就必須隨著黨的事業的實踐發展而不斷地純潔自身的隊伍。
  (三)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科學原則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一開始就面臨著一些重大而突出的課題。一方面,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黨的隊伍要發展和壯大,就不可避免地吸收、接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另一方面,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身上所具有狹隘、自私弱點又極大的影響了黨的先進性。如何科學建設一個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黨,就是這一時期黨的建設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身處井岡山、中央蘇區領導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一線的毛澤東等人,面對的這個問題更加直接,對于解決這一課題的認識顯得更加迫切。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寫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本本主義》等光輝著作,針對根據地黨的建設系列問題進行了不懈的理論探索,提出了堅持黨的領導、注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同時也在組織上建設黨,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等一系列重要原則。
  早在1928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就提出了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后,關于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到1929年底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提出了在農村革命戰爭環境中加強黨的建設的一系列舉措,標志毛澤東關于思想建黨的觀點已臻成熟。圍繞思想建黨原則,提出了一系列科學的觀點,主要包括:一是注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保持黨的先進性;二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紅軍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為創建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理論基礎;三是通過思想政治工作、確立政治委員制度實現黨的正確領導;四是健全黨的組織機構,在加強思想建設的同時,加強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
  古田會議提出和闡明的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方針,是在當時獨特條件下黨的建設的新探索,也是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馬列主義建黨理論的重要發展。古田會議提出一系列原則,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的理論基礎,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在黨內占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制定了一條科學建黨路線。
  (四)確立了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增強黨性的科學途徑
  在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首先在紅軍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在中央蘇區時期,將思想政治上升為制度化規定,不斷用革命思想教育干部戰士,啟發覺悟,增強黨性。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創與建設,都是在艱苦卓絕條件下進行的。紅軍、根據地和黨自身能夠不斷發展和壯大,一靠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二靠廣大黨員和戰士有堅定的信念、實事求是的勇氣、勇于犧牲的精神、優良的作風、堅韌的意志,歸根到底是靠這些正確的理念和觀念灌輸后,人民群眾的自覺性和黨員干部的堅強黨性。而人民群眾的革命自覺性、黨員干部的黨性,正是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來樹立和提高的。1930年,紅軍第四軍政治部就制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部工作綱領》,這是黨在軍隊中開展政治工作的基本準則,同年冬,中央根據朱毛紅軍政治工作的經驗,制定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第一個正式條例。條例著重指出,紅軍的戰斗力不僅靠軍事技術,更重要的來源于政治覺悟。實踐證明也是這樣,從教育內容看,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鮮明的黨性,教育的效果是增強了黨性。在井岡山、中央蘇區時期,正是通過對群眾和黨員干部開展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正確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的教育,極大地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增強了堅定革命必勝的信念。
  (五)加強黨的民主與作風建設
  為了克服邊界黨內存在的不民主的作風,在黨內形成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和邊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黨的紀律:“特委縣委都設有4個以上的巡視員,經常指導下級的工作,幫助各級黨部改造;各級黨的機關,必須健全組織,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常委會;黨應該擴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黨員熱烈討論,深切了解,使黨員群眾能根據政策定出工作計劃;‘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黨走向非無產階級的道路。消滅機會主義分子,洗涮不斗爭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進分子的力量團集在黨的周圍,使黨壁壘森嚴、步伐整齊的成為強健的斗爭組織,只有如此,才能增加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所以嚴格的執行紀律為改造建設黨中央的重要工作。”[1]P188-189
  這些措施的實行,都是切中邊界黨的時弊,也是比較得力的。正是因為毛澤東和邊界特委高度重視邊界各級黨組織的建設,才使邊界的黨日益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正確軌道。
  四、文獻資料反映了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
  圍繞如何建設一個領導革命的黨,井岡山斗爭時期、中央蘇區時期黨的建設取得了突出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內容集中體現在關于黨的建設的回憶錄部分。
  (一)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和中央蘇區初步形成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井岡山、中央蘇區的創建,既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這一思想路線的成果,也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黨的思想路線形成的實踐基礎。
  黨成立以后的工作重點開始就確立在城市。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奮起反擊,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和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目標也是城市。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城市是國民黨獨裁統治力量最強的地方。中國共產黨以城市為目標的革命行動,使大革命失敗后的好不容易組織起來的力量,遭到嚴重摧殘和削弱。
在秋收起義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失敗后,毛澤東從實際出發,果斷否決了再攻長沙的提議,作出了率軍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的決定,引兵井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是實踐中把工作重心引向農村的開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轉變。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后,我們黨內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俄革命經驗教條化、神圣化的傾向并沒有徹底轉變。因此,他們對根據地的政策指導中,常常出現不顧中國國情和革命根據地實際情況,照搬照套城市中心的革命思路,嚴厲批評毛澤東、朱德等堅持農村武裝割據的主張是所謂“農民意識”,要求毛澤東深刻了解自己的錯誤,轉變到城市中心論調上來。毛澤東在實踐中對“左”傾冒險錯誤、“左”傾教條主義進行了靈活地抵制,同時,利用戰爭的空隙時間,在井岡山作了大量調查,毛澤東從深入實踐的調查研究中,得出了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結論。
  (二)井岡山斗爭時期和中央蘇區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是黨的理論建設的光輝成果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開創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標志著中國革命已經在實踐中走上了“鄉村中心”的道路。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出擊。至1930年,開辟了以贛西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經過三次反“圍剿”之后,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了全盛時期。這樣,從大革命失敗到1931年,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率先成功地將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了農村,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嶄新道路。這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的光輝成果。這一成果既包括開創井岡山、中央蘇區的艱苦卓絕的實踐斗爭,也包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內涵。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內容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同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特別是1930年發表的《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輝篇章中。毛澤東在文章中鮮明提出了共產黨在農村先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嶄新理論。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是一代共產黨人同當時黨內盛行的遇事先翻馬克思主義“本本”的教條主義作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理論它本身就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結合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最終還有效解決了中國革命面臨的一個重大新課題。因此,這是對馬克思義中國化的創造性成果,也是黨的理論創新的光輝成果。
  (三)井岡山斗爭時期黨的建設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局部執政提供了有益探索
  無產階級政黨成立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都有過豐富的論述,不斷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設學說,這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但是,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國情、黨情不同,也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必須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理論的普遍指導作用下走適合中國特色的黨建之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有著自身獨特的社會環境,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分占多數的基本條件下,如何建設一個具有時代先進性、又有廣泛代表性、能勝任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城市的道路,在中央蘇區建立了國家形態的政權,開始局部執政,但其外部環境卻是被國民黨分割和包圍,各根據地之間沒有實際區域的貫通,加上農村根據地內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的分散性,這對于需要建設集中統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黨來說,也是一個從未遇到的新課題。
  面對各種挑戰,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黨的思想建設上確立了思想建黨的原則。在組織建設上,通過“抓好支部干事班子建設,便黨支部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制定、頒布支部工作條例、法規,使基層支部工作有章可循”,“建立中心支部的模范支部”來“抓好典型、以點帶面”等措施使黨的基層黨組織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在作風建設上,樹立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等作風。在制度建設上,從實踐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做法,運用到黨的建設過程中,如:(1)支部建在連上制度。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過程中,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黨的制度建設上的第一個舉措就是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為無產階級政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確立了組織基礎的保障。(2)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在三灣改編時,在部隊各級建立和健全起黨的組織,規定了組織框架的設置后,做到班、排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在此基礎上確立全軍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重要問題都要經過黨委討論決定。這就是我黨在工農革命軍建立的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到了中央蘇區時期,積極推進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提出了“各級黨委會必須有經常科學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的要求。(3)黨代表制度。1927年9月的三灣改編,前委在工農革命軍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連以上設黨代表”。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對黨代表的職責和任務曾經有過明確的規定:“連支委為紅軍黨的工作的核心,黨代表則為此工作核心之負責者,并同時負有計劃督促政治工作之公開任務。”1928年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頒布了我軍第一個政治工作條例——《黨代表工作大綱》,黨代表制度在井岡山以制度化形式予以確認。
  成果以歷史文獻、資料為載體,是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任務、內容、重大事件進行了集中反映,各部分內容既單獨成篇,又共同構成了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情況的真實記錄。這些真實記錄,也反映了當年革命前輩用熱血和忠誠在井岡山鑄造了共產黨人靈魂——井岡山精神。
  任憑歲月崢嶸,光陰流轉。通過文獻資料的整理,其實是再一次回頭仰望井岡山革命先輩所展現出的精神風貌,從他們身上又一次深刻地感悟了奮斗與犧牲的含義。健在與倒下的身軀,在文獻的忠誠記錄下,共同標注平凡與偉大的坐標,體現出為國的大我價值,彰顯出開拓創新的魅力。
  傳承就是繼承,傳承就是弘揚。文獻中的井岡山精神,它是共產黨人為國為民的政治本色,是今天的共產黨人應當去傳承的紅色基因。生逢偉大的時代,進行偉大斗爭,推動做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建設偉大工程,更加需要薪火相傳,凝聚井岡山精神的力量,奮力譜寫中國夢的時代篇章!
 
[參考文獻]
[1]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Z\].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2]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江西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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