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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時期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初始探索實踐
來源:《求是》2019/05        發布時間:2019-03-13
周 萌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當年在中央蘇區建立的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20世紀30年代初,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根據地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934年1月,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和兩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進行了初始的探索實踐,作出了開創性貢獻。這是80多年前我們黨進行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預演。回望這一預演,探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淵源,總結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探索實踐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經驗,對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論述,進一步傳承紅色基因、堅定“四個自信”,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探索實踐,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
  蘇維埃是俄文的漢語音譯,意為“代表會議”,是俄國十月革命后創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并將其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實踐。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高舉武裝斗爭的大旗,開創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新路,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局部執政的成功嘗試。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具有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初始形態,在我們黨領導的政權建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義。
  毛澤東是我們黨根據中國國情從理論和實踐探索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卓越領導人,他在政權建設的具體實踐和兩次“全蘇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以及在《今年的選舉》、《鄉蘇怎樣工作?》、《才溪鄉調查》、《長岡鄉調查》等著作中,就國家政權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論闡述,有力指導了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初創和運轉。
  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等一系列重要論述。在領導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響亮喊出“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后,毛澤東提出,蘇維埃政權在政治上具有“打擊反革命”和“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兩方面職能,蘇維埃不能夠一刻離開民眾,“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政權,蘇維埃政權下的工農兵勞苦民眾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人,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些關于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思想,有力指導了蘇維埃工作,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毛澤東提出了“應該把蘇維埃法令政策的徹底與忠實的執行,移在全部蘇維埃人員的肩上去”等一系列重要論述。隨著“一蘇大會”召開和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為了讓新生的紅色政權鮮明區別于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成為“歷史上任何國家形式所不能比擬的”民主法治政權,毛澤東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群眾創造的經驗,親自起草和領導制定了一系列蘇維埃法律政策,要求所有蘇維埃工作人員都必須依法開展工作,工農群眾必須依法開展生產生活。毛澤東指出,應該把蘇維埃法令政策的徹底與忠實的執行,移在全部蘇維埃人員的肩上去,應該把違反蘇維埃法令政策的行為首先是蘇維埃人員自己的違反放在嚴厲責罰的地位。毛澤東對于國民黨腐敗的政治生態有著洞若觀火的深刻觀察,對共產黨防范和依法懲治腐敗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將其思想成果融入《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怎樣檢舉貪污浪費》、《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等法律法規。蘇維埃政府嚴厲懲治貪腐行為,特別是依法判處勝利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鐘鐵青、雩都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劉仕祥等腐敗分子死刑,有力遏制了腐化風氣,極大推動了蘇區干部作風建設和蘇區反腐敗斗爭的開展。
  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政府下的每個革命的人民,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論述。1928年11月,毛澤東明確指出:“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提出要掃除少數人的獨裁專斷惡習,反對圖省事怕麻煩的思想,逐步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區、鄉代表會議制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這些都是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毛澤東十分注重增強“民主”的廣泛性,強調蘇維埃政權對于自己的階級“表現出來的只是最寬泛的民主主義”。在1933年8月9日發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選舉運動的訓令中,毛澤東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蘇、市蘇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這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參加政權、鞏固政權的偉大運動。要使這次選舉密切地與當前中心政治任務聯系起來,要從選舉中來健全各級蘇維埃的組織與工作。蘇維埃政府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府,這是目前階段上革命政權的基本原則。在具體選舉過程中,訓令指出,要使選民盡量發表意見,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現出來,絕對禁止用強迫命令的方式通過代表名單。除政治表現為選舉的最主要標準外,工作能力亦應相當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過于弱的分子選入政府,是不妥當的。同時,毛澤東也非常注重發揮“集中”的決策效率,他在《鄉蘇怎樣工作?》一文中寫道:主席自然是主持全鄉工作,出席上級召集的會議,處理日常事務;主席還應與別人分工,副主席常駐的要幫助主席處理日常事務。這些都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在“二蘇大會”上,代表們對毛澤東所作的工作報告進行了充分討論。根據討論情況,毛澤東專門作了《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這是民主集中制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生動實踐。
  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取得的勝利,“依靠了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正確”等一系列重要論述。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處于危急時刻,是毛澤東在黨內最早提出要“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他這一鮮明主張,不僅體現在政治軍事斗爭上,同時也反映在政權建設和經濟工作中。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黨的正確領導是紅色政權得以存在和發展的“一個要緊的條件”,主張嚴格劃分黨與蘇維埃政權的職能和工作關系,強調“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在“一蘇大會”召開前,毛澤東又強調要嚴格按照黨組織事先討論通過的方案,確定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內容和議程,堅持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各項選舉活動。在“二蘇大會”上,毛澤東指出,蘇維埃取得的勝利,依靠了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正確,黨與蘇維埃的正確領導,紅軍的堅強與擴大,蘇區與白區廣大工農群眾的斗爭積極性,這一切都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基礎。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加強黨對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領導。漳州戰役期間,他親自指導閩南地方黨組織通過召開工農和各界代表會議,在漳州成立臨時政權機關——閩南工農革命委員會,并旗幟鮮明地指出,各級黨支部徹底轉變工作方式,在蘇區黨支部的政治路線與方針政策下,才能真正成為黨與群眾聯系的主要渠道,堅決反對黨支部不管或忽視人民群眾工作,或者將蘇區黨支部看成簡單的教育機關。這些理論闡述和實踐探索,有力加強了黨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領導,并始終貫穿于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權建設中。
  歷史雄辯地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簡單機械地模仿蘇聯的蘇維埃模式,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一條把蘇維埃制度中國化的具體實踐之路,在此期間形成的關于中國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一整套政策主張、理論成果和思想體系,閃耀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光芒。
  二、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探索實踐,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開創性嘗試
  兩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初步探索了國家政權運行的基本規則、組織體系和權力結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開創性的嘗試。
  第一,建立了國家形態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領導人民建立新的國家政權的偉大嘗試,標志著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已經發展成為國家形態,為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全國勞苦大眾指明了奮斗方向,推動了蘇維埃運動的蓬勃發展。蘇維埃中央政府實現了對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統一領導,使地方蘇維埃有了共同遵循的政治綱領。盡管受到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還不夠完善,但它創建的一整套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治理結構,與當時中國存在的或存在過的政權相比,無疑是一種全新的、相對先進的政權形態。
  建立了層級清晰的權力機關。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每兩年召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各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直屬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及紅軍所選舉出來的代表而組成。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其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幕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省、縣、區、鄉(市)各級蘇維埃政權機關,為蘇維埃政權的地方組織,稱地方蘇維埃。省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全省最高政權機關,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由其選舉產生,為閉會期間全省最高政權機關。縣、區、鄉(市)各級蘇維埃建制與省蘇維埃相仿。
  建立了職能完備的行政體系。“中央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負指揮全國政務之責”。“一蘇大會”時,中央人民委員會設有九部一局,即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二蘇大會”后,中央人民委員會共設十一部一局,增設糧食人民委員部和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將原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改為工農檢察委員會,并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立審計委員會。省、縣、區等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下,參照中央設立相關部門。
  建立了職權分明的司法體系。從中央到地方設立最高法院和省、縣、區三級裁判部的四級司法組織系統。其中,最高法院隸屬中央執行委員會,并受其領導,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和國家審判程序上的最后判決機關,經其判決的案件為終審判決。最高法院對地方各級裁判部則實行垂直領導。下級裁判部則直接受上級裁判部領導,同時受同級蘇維埃執委會指導,行使司法權時具有相對獨立性。
  第二,進行了治國安邦的執政預演。中央蘇區先后領導開展了數次民主選舉,逐級選舉鄉(市)、區、縣、省和全國蘇維埃代表和蘇維埃政府,并在國體政體、根據地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擴大紅軍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嘗試和探索。
  在選舉工作中,注重依法對選民的資格、選舉的程序以及不同階級成分的居民代表比例作出詳細規定。同時,不斷健全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程序,選舉工作嚴格按照選舉動員、劃定選舉單位、進行選民登記并公布選民名單、推薦并公布代表候選人、正式選舉5個步驟進行,充分保障了工農的選舉權利得到落實。
  在政權組織形式上,蘇維埃共和國設置了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集立法、監督和行政權于一身,在國家體制中起主導作用。蘇維埃代表大會主要通過人事任免、預決算審核、法律法令批準審核以及審計監督等方式對行政權實施全面監督。除鄉(市)蘇維埃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并向選民報告工作外,其他各級行政機關領導成員均由權力機關選舉產生,向權力機關負責并報告工作。司法機關隸屬于蘇維埃代表大會,受權力機關監督,對權力機關負責,代表人民的意愿行使對政府的監督權。政府及其行政執法人員要接受人民的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具體體現。
  在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上,始終把發展經濟作為粉碎國民黨經濟封鎖、打破軍事“圍剿”的大事來抓,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對外貿易,發行經濟建設公債,不僅有效改善了群眾生活,也保證了革命戰爭的物資需要。同時,實行蘇維埃文化教育和婚姻制度改革,開展土地革命,徹底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和封建禮教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的桎梏。
  第三,形成了初步配套的法律體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徹底摧毀國民黨舊法體系基礎上,大力開展法制建設,先后頒布了憲法大綱和刑事、經濟、土地、勞動、婚姻等130余部法律、法令、條例和訓令,形成了初步配套的法律體系。
  制定了國家根本法。兩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了蘇維埃的國體和政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還確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國家的性質、最高權力機構、地方政權機構、中華蘇維埃區域的公民所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等。
  構建了蘇維埃配套法律體系。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為統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初步配套的法律體系。在頒布的130多部法律法令中,包括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等10余部蘇維埃國家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選舉細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委員會的工作細則》等多部選舉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30多部行政法規以及刑事訴訟、經濟管理、土地政策等方面相關法令。
  各項法律文件的制定、頒布及其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蘇維埃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對法律的需要,為鞏固蘇維埃政權、保證革命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成為后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萌芽。
  盡管中華蘇維埃時期探索實踐的時間并不長,地域也有限,但它當初確立的規則體系、組織體系和權力結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在黨的政權建設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探索實踐,對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深刻啟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我們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度評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重大歷史意義,“它的建立,進一步加強了根據地建設,擴大了黨和紅色政權的影響,開創了土地革命戰爭新局面,也為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探尋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演進過程,研究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探索實踐,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論述、在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深刻啟示和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更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堅持和完善的政治保證。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設計者和創立者,我們黨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具體實踐中,就確立了黨對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領導原則和具體制度,并將這一原則和制度貫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60多年的實踐雄辯證明,正是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才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深深扎根在中華大地,日益發展完善,展現蓬勃生機。這深刻啟示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要求和最大優勢,必須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
  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核心要義,更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堅持和完善的力量源泉。當年,人民當家作主始終貫穿于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設計和具體實踐的方方面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范圍內的廣大勞苦大眾,能夠充分享受民主權利,這是蘇維埃政權最為成功的創舉。對此,毛澤東盛贊: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指出:“正是由于黨和蘇維埃政府真心實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所以贏得了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因而能夠擁有戰勝強大敵人和各種困難的真正銅墻鐵壁。”從“豆選”到無記名投票,從城鄉居民“同票不同權”到“同票同權”,從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更加完善。這深刻啟示我們: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核心要義、力量源泉,必須緊緊抓住人民代表大會這一主要民主渠道,充分發揮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牢牢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掌握在人民手中。
  依法治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更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堅持和完善的長期任務。中華蘇維埃時期,中央蘇區制定和頒布的各類法律法令130多部,尤其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制定的第一部憲法性的文獻,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建設史和法制建設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對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政權建設探索實踐中,我們黨堅持發揮法制的作用,有力保障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這深刻啟示我們: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要求。當年,我們黨探索實踐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既來自蘇聯,又有別于蘇聯,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政權建設道路。在此基礎上,逐步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近年來,許多西方發達國家深陷民主失靈、治理失效、社會失序困境,一些模仿或移植西式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政權更迭、政治動蕩、制度停擺甚至崩潰的現象,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其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勢,為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提供了根本政治制度保障,深刻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具有無可比擬的制度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
  (作者:江西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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