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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新聞輿論工作探析
來源:《毛澤東研究》2018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9-03-07
邱明
  摘 要:在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辦報思想與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工作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開展了“左手拿宣傳單, 右手拿槍彈”等一系列新聞輿論工作實踐,將新聞輿論工作作為革命斗爭的重要武器,堅持黨性原則,走群眾路線,加強調查研究,按照傳播規律發展新聞事業。毛澤東新聞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深入推動革命斗爭起到巨大作用,對當今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關鍵詞:毛澤東新聞思想;井岡山;中央蘇區;新聞輿論工作
  新聞輿論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前進、維持穩定、保持定力的重要手段。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把它作為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來抓。習近平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堅持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要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必須尋根溯源,系統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輿論工作歷史發展脈絡,尤其是學習毛澤東新聞思想。
毛澤東新聞思想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在實踐中豐富發展的過程,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時期為萌芽期,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為探索期,延安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為成熟期,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為發展期。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辦報思想與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工作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開展了“左手拿宣傳單, 右手拿槍彈”等一系列新聞輿論工作實踐,為革命斗爭深入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新聞輿論工作實踐
  1927年,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大革命的失敗,決定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初期,受急于求成的盲動情緒影響,片面強調舉起槍桿子復仇,對新聞輿論工作認識不足,沒有利用輿論宣傳廣泛發動群眾,群眾參與起義的積極性并不太高,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軍事行動失敗。任弼時在檢討秋收暴動失敗原因的報告中說,“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并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勇[踴]躍。……當我軍到瀏陽召開農民群眾會議時沒有多少農民參加……,沒有多做士兵行動,缺少宣傳等,當然也是暴動失敗的重要原因。”彭公達在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中也指出,“安源軍到醴陵時僅出了幾張布告,宣布沒收土地及恢復農民協會等事,農民群眾并沒有起來響應。” “為什么要爆發此次暴動?暴動到底為什么?這樣幾個意識沒有普遍到工農群眾宣傳,工農群眾不明了暴動的真意識,暴動沒有在工農群眾成一個興趣。”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初到井岡山時,一路冷冷清清,當地老百姓并不知道這支部隊的性質,紛紛上山躲避,后來毛澤東派戰士們一個個去做群眾工作,訪貧問苦,宣傳紅軍宗旨,宣傳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老百姓見工農革命軍秋毫無范、與國民黨部隊確實不一樣之后,才將信將疑地回到家中。
  因此,毛澤東意識到開展輿論宣傳的極端重要性,在井岡山批評了“過去邊界各縣的黨,太沒有注意宣傳工作,妄以為只要幾支槍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并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工農武裝割據”蓬勃展開,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新聞事業在早期紅軍新聞傳播活動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毛澤東直接領導并創造性開展了新聞輿論工作。
  (一)把新聞輿論宣傳當做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
  在井岡山及中央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由于長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老百姓在國民黨對紅軍“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污蔑丑化宣傳之下,普遍對共產黨和紅軍戒備恐懼、懷疑敵視。對此,迫切需要進行輿論宣傳,傳播黨和紅軍的主張,發動群眾,爭取民心,所以毛澤東強調:“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他在1929 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的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
  毛澤東詳細分析了紅軍輿論宣傳的現狀及存在的缺點,提出了“糾正的路線”,對輿論宣傳的各個方面做了詳細闡述。在輿論宣傳任務上,要“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通過塑造紅軍正面形象,消除群眾的誤解,從而發動群眾參加土地革命;在輿論宣傳對象上,既要加強對城市貧民(中小商人與學生)、婦女、勞苦青年等基本群眾的內部宣傳,又要加強對廣大游民群眾、民團和靖衛團等團丁群眾的團結爭取,還要加強對白軍士兵及下級軍官的分化瓦解;在輿論宣傳內容上,針對群眾斗爭情緒高和低、斗爭地點不同、斗爭時機不同,制定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在輿論宣傳隊伍上,要健全充實宣傳隊,下設專門的藝術股、化妝宣傳股、口頭宣傳股及文字宣傳股,提高輿論宣傳水平;在輿論宣傳方式上,要從實際出發,靈活多變,通俗生動,便于群眾接受。這個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關于輿論宣傳工作的歷史性文獻之一,對于指導紅軍新聞輿論工作和根據地新聞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用簡便易行的新聞傳播手段來發動群眾
  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地處偏遠落后的山區,信息渠道閉塞,群眾較為保守。早期紅軍人力物力奇缺,不可能做大規模的現代新聞傳播。因此,毛澤東從創辦各種簡易刊物、成立宣傳隊起步,廣泛采用簡便易行的傳播手段,如標語、歌謠、傳單、布告、壁報、簡報等方式,來發動群眾。這些簡易的傳播手段在宣傳反壓迫,鬧革命,特別是在爭取瓦解敵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面向廣大群眾,旗幟鮮明,因陋就簡,因地制宣,內容生動,方式多樣,成為根據地新聞輿論工作的良好開端。
  在井岡山,毛澤東親自擬定了《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井岡山土地法》等文件,向群眾廣為宣傳黨的政策。并要求紅軍每個連必須組織3個人以上的宣傳隊,不管是戰時還是平時都要不斷地開展輿論宣傳工作;標語口號必須由軍委統一制定,統一發出,以免雜亂。毛澤東還創辦了《特委通訊》《前委通訊》等黨的機關刊物,親自撰寫黨內長篇通訊,如《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等,向黨內同志和紅軍官兵進行時事教育。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毛澤東親自起草了《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以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共同署名,宣傳了黨和紅軍的宗旨與各項基本政策,諸如“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等。布告為四言體,讀起來朗朗上口,淺顯易懂,為沿途廣大群眾所了解和接受,為擴大“朱毛紅軍”影響起到積極作用。
  1931年3月,毛澤東以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出通令,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地方各級蘇維埃、各界民眾團體普遍舉辦《時事簡報》,指出“《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于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并專門起草了關于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敘述了舉辦《時事簡報》的意義、內容和編寫方法。《時事簡報》是一種手抄大張壁報,一般每周編寫并張貼一張,內容是報道當地群眾斗爭、紅軍工作和國內外政治消息。《時事簡報》很快普及成為工農群眾看得懂、喜歡讀的通俗報紙,開擴了讀者的眼界,改變了農村根據地被封鎖,消息不靈通、群眾見聞狹隘的狀況。有一次,紅軍攻占大余縣城,將《時事簡報》張貼在大木橋的亭子上,當地群眾紛紛前來觀看,“好些人眼睛望著報,口里照著念,一座橋上充滿了歡躍的空氣。”
  (三)開創人民新聞通訊事業
隨著紅軍的力量壯大,創辦新聞媒體的條件日臻成熟。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靠著第一、二次反“圍剿”戰斗繳獲的一部半電臺和兩位投誠的技術員起家,創建了無線電通訊部隊。在此基礎上,我們黨開始在中央蘇區創辦通訊社和人民報刊,開創人民新聞通訊事業。
  1931年11 月,黨的第一個新聞通訊社——紅色中華社(簡稱“紅中社”,新華社的前身)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一起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紅中社“新聞廣播的呼號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 中華蘇維埃無線電廣播的縮寫)”,是中華蘇維埃政府主辦的一個新聞機構,當時被賦予的任務和功能是黨的“耳目喉舌”。“喉舌”指打破敵人封鎖,對外播發共產黨、蘇區和紅軍的新聞,編印《紅色中華》報;“耳目”指編印供領導決策的內參。毛澤東十分重視通訊社建設,培養通訊人才,在物質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確保通訊隊伍的給養。在紅中社成立第二個月,還帶著剛剛領導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等參觀了紅中社。12 月11日,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在瑞金創刊,長征之前共出版了240期,成為根據地人民政權下第一張出版時間較長的中央級鉛印報紙。在人民政權下,根據地人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大量人民報刊出現,中央機關創辦了《紅星報》《斗爭》《青年實話》《蘇區工人》等蘇區報刊,各級黨政軍群機關也有不同的報刊。1933 年秋,僅中央蘇區就有各種大小報刊34 種。這些新聞媒體廣泛開展新聞輿論和政治宣傳動員工作,為傳播和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宣傳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土地革命和反“圍剿”斗爭的大好形勢,鼓舞軍民士氣,打擊土豪劣紳,瓦解敵人軍心,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充分運用紅中社、《紅色中華》報等新聞媒體,領導了建設和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的新聞輿論宣傳。一是發布政府的聲明、通告和宣言。“一蘇大”期間,毛澤東親自審閱了大量紅中社播發的文件和消息,多次通過紅中社發布政府的重大方針政策。二是加強經濟社會工作宣傳。毛澤東專門寫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論述查田政策的3 篇文章,發表在《紅色中華》報上;《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兩篇典型調查報告,發表在《斗爭》上。三是廣泛開展戰爭動員。毛澤東以“子任”“東”等名字,撰寫了一批社論和消息,號召群眾節省糧食、認購公債、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發展游擊戰爭等,進行多方面的戰爭動員。長征前夕,毛澤東還為《紅星報》題詞“敵人已經向我們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四是闡明黨和政府的立場。毛澤東多次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名義,在《紅色中華》報發表《對日戰爭宣言》《為國民黨出賣天津宣言》等,以接收記者采訪的方式,就日本外務省發表對外政策聲明、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等問題發表談話,宣傳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并揭穿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陰謀。五是指導編寫內參。紅中社內設新聞臺,在毛澤東指示下創辦了《參考消息》。將抄收的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以及少量外文電訊選編成油印單頁資料,每天刻一兩張蠟紙,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機關負責同志參考。這種編譯國民黨反動派及帝國主義國家新聞的獨特方式,日后被毛澤東形象的比喻為“種牛痘”,可以“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中央蘇區報刊緊密圍繞黨政中心任務,推進政權建設,服務革命戰爭,明確提出要成為 “戰斗動員有力的喇叭”和“推動工作有力的武器”。《紅色中華》等蘇區報刊發行數劇增,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鼓舞調動了根據地千百萬人民為工農民主政權斗爭的積極性,成為黨和政府用來組織戰爭和經濟動員的有力工具。毛澤東在1934年“二蘇大”報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央蘇區新聞輿論工作的成績:“中央蘇區現在已有大小報紙三十四種,其中如《紅色中華》,從三千份增至四萬份,《青年實話》發行二萬八千份,《斗爭》二萬七千一百份,《紅星》一萬七千三百份,證明群眾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    
  二、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新聞輿論工作思想
  早在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揭露和抨擊,這個地方報刊被李大釗譽為“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擔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期間,毛澤東創辦并主編了《政治周報》,“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經過一系列辦報磨礪,毛澤東新聞思想開始萌芽。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在新聞輿論工作要堅持黨性原則、走群眾路線、開展調查研究、按照傳播規律發展新聞事業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為日后延安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正式形成并成熟的毛澤東新聞思想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新聞輿論工作是革命斗爭的重要武器
  毛澤東把新聞輿論工作當做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做革命斗爭的重要武器。早在1925年12月,毛澤東就指出:“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并提出要“向反革命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繼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思想后不久,1927年12月,毛澤東在寧岡礱市首次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其中第三大任務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在領導井岡山斗爭期間,毛澤東要求“每個紅軍都是組織員、宣傳員、戰斗員。”在1928年至1931年, 毛澤東先后撰寫了《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興國調查〉前言》《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等涉及新聞輿論宣傳問題的文章,并指出《時事簡報》是“發動群眾的一個有力的武器”。
  毛澤東站在戰略高度,提出“左手拿宣傳單, 右手拿槍彈”的理論,要求共產黨人把新聞輿論這個武器掌握在手里,應用于一切工作當中,可以起到“一條標語抵得上紅軍一個軍”“一枝筆桿子抵得上一千條毛瑟槍”的特殊作用。毛澤東認為,新聞輿論工作既是對敵斗爭的武器,又是發動群眾、教育群眾、指導工作的工具。所以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不僅以身示范,親自辦報管報,親自撰寫社論和消息通訊,接受媒體采訪,還要求各級黨委、蘇維埃和軍隊抓好新聞輿論工作,通過輿論發動做好革命戰爭中的各項工作。這種把新聞輿論工作稱為革命武器的“武器論”,是“槍桿子里出政權”思想的發展和提升,實質上是把輿論宣傳看成和槍桿子同樣重要的斗爭工具,極大地提升了新聞輿論工作的價值地位,提高了人們的認識,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極為寶貴的革命宣傳思想。
  (二)新聞輿論工作要堅持黨性原則
  新聞輿論工作的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觀點,也是毛澤東新聞思想的核心要義。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對新聞輿論工作如何堅持黨性原則進行了有益探索。
  一是強調新聞輿論宣傳的階級性。毛澤東一貫強調,新聞輿論是有階級性的,具體體現在新聞輿論內容反映的立場、觀點、思想傾向上。我們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對統治階級應作無情地揭露和批判,對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應廣泛發動和積極爭取。1929年3月,毛澤東連續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軍黨部宣言》《敬告士兵群眾書》《告商人及知識分子》《告綠林弟兄書》等,旗幟鮮明地提出“本軍是共產黨的軍隊,是貧苦工農的化身,我們誓為工農利益奮斗,以求得到徹底的解放!”他還在《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中,深刻描述了階級剝削、列強壓迫、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圖景,鼓勵和號召廣大商人、知識分子、白軍士兵、綠林武裝等一起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開展民權革命,打倒列強和軍閥,統一中華。整個輿論宣傳體現出鮮明的階級立場,極富鼓動力量。
  二是以黨的立場、黨的觀點去開展新聞輿論宣傳。在毛澤東看來,新聞輿論工作的作用是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交給群眾,使群眾了解黨的正確主張,從而擴大革命的影響力。他明確要求“我們目前對一般工農群眾的宣傳,須極力揭破軍閥及豪紳欺騙工農政策,多發表本黨的主張。蘇維埃、土地革命、共產主義、紅軍、暴動隊,都須制定專門宣傳綱要,加緊宣傳,深入到群眾腦海中。”在宣傳綱領上,毛澤東專門要求“發布一個具體的政綱,名曰紅軍政綱”,并根據黨的“六大”精神親自編寫了紅軍要實現民主革命的“十大政綱”,向群眾廣為發布,在紅色區域產生了廣泛影響。
  三是建立黨領導下的新聞輿論工作隊伍。毛澤東在地方黨委和紅軍分別建立并規范了新聞輿論宣傳隊伍。在地方黨委系統,毛澤東批評了湘贛邊界黨組織在群眾中不去宣傳革命的意義和方法,只是利用軍事政治勢力去逼著群眾做的“最嚴重的錯誤。”為此,毛澤東要求,特委、縣委成立并健全宣傳科,每周制定和定期發出宣傳標語和宣傳大綱;各游擊隊都須開展好宣傳,如舉辦群眾大會,進行化裝講演等;下級對上級工作報告,須有宣傳工作的報告,上級巡視和檢查下級工作時,亦須檢閱宣傳工作。在紅軍系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軍隊中普遍輕視宣傳工作及宣傳隊的不良現象,指出“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他對宣傳工作和宣傳隊進行組織整訓,規定編制和人數;支隊宣傳隊受支隊政治委員指揮;宣傳隊用費由政治部發給并保證夠用;從地方和部隊挑選優秀分子為宣傳員,提高宣傳隊伍質量。由于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黨領導下的新聞輿論工作隊伍,確保了黨的主張能夠迅速準確地傳播出去。
  (三)新聞輿論工作要走群眾路線
  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聞輿論工作中的具體運用,也是毛澤東新聞思想的一大特色。其源頭起于中央蘇區,1931年3月,毛澤東在《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通令中要求,在革命根據地每個鄉、每個村和紅軍每個伙食單位都要辦壁報,這樣就有上千份報紙。在他看來,我們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服務對象是群眾,必須依靠全黨的力量,發動群眾來辦。這實質就是新聞輿論工作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走群眾路線。
  一是新聞輿論內容要與群眾密切相關。毛澤東要求,《時事簡報》“不做文章,只登消息。”它登的消息要與群眾息息相關,既要有打土豪、分田地、辦農會等群眾斗爭的內容,又要有甲地牛瘟干旱、乙地無鹽缺菜等群眾生產生活方面的內容,“特別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聞,一定要是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著的,”群眾才感興趣,看得才有味道。要符合群眾的閱讀習慣,“是極大黑墨字,稀松七幾條,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眾的讀物。”而且可以兼顧群眾識字運動,讓村里識字先生給不識字的人指點一番,既看了報又識了字,兩得其美。
  二是采取群眾易于接受的新聞輿論工作方式。毛澤東有一種“泛輿論宣傳”的工作方式,就是將所有公開傳播信息,通過各種有聲和無聲的、有形和無形的方式向群眾傳播,從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輿論場”,群眾在這個“輿論場”中,通過耳聞目睹、眼見為實、自我認知的心理過程,自然而然會形成對黨和紅軍信賴的強大力量。紅軍運用革命標語、革命歌謠、畫報宣傳、化妝宣傳、口頭宣傳、文字宣傳等簡便易行的方式,形成了強大的新聞輿論網絡。毛澤東在具體方法上規定到每個細節,比如宣傳隊書寫標語時,必須事先摸清本村最大的惡霸地主是誰,然后晚上直接書寫“打倒地主惡霸某某某”,第二天消息在村里傳開,既可對土豪劣紳造成心理震懾,也可爭取到群眾支持;標語要書寫到村中醒目的墻壁高處,讓全村群眾都看得見,而且敵人不方便涂抹,等等。毛澤東還提倡一種行為宣傳,比如在遵守紀律上,紅軍戰士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通過上門板、捆禾草等具體行動來贏得群眾信心,擴大紅軍影響;在對待白軍士兵上,通過發放傳單和宣傳品、優待俘虜、醫治傷兵等方式,在白軍中散布紅軍的影響,達到非常好的輿論宣傳效果。這種“泛輿論宣傳”的方式,是毛澤東領導新聞輿論工作的寶貴經驗之一。
  三是堅持群眾辦報的方針。《紅色中華》創刊不久,就在黨、政府和群眾團體中發展了200多名通訊員,后來又在報社內部建立通訊部,加強對通訊工作的指導。《紅色中華》還從第56期起增設了《寫給通訊員》專欄,以加強與通訊員的聯系,以及《讀者通訊》專欄,刊登讀者的意見,促使廣大讀者關心報紙工作。《紅色中華》最多不過十幾個工作人員,大部分通訊工作都依靠通訊員和工農讀者來做。因為堅持了群眾辦報路線,故能在工作人員極少的情況下,報紙的質量不斷提高。
  (四)新聞輿論工作要調查研究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是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方法。新聞報道的目的是揭示事件真相和具體情況,新聞記者要報道真實的新聞,就要深入生活,“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隨時隨地注意調查研究,先后做了寧岡、永新、尋烏、興國、東塘、木口村、長岡鄉、才溪鄉等調查,并寫了調查專著《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自成一體的獨特的調查研究理論和方法,為后人開展新聞采訪樹立了典范。
  一是采訪要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毛澤東在尋烏調查,連續開了十幾天調查會,從白天到晚上,從會場到田間,通過與群眾親密接觸,將尋烏的歷史沿革、水陸交通、商貿流通、階級關系、土地斗爭等情況全部了解清楚,從而掌握了中國農村與城鎮現狀的“麻雀標本”,進行深入剖析。
  二是采訪要有的放矢,虛心交友。毛澤東每次調查,都會擬好采訪大綱,確定調查對象和人數,自己記錄整理,做到心中有數,有的放矢,討論時不偏離主題。毛澤東認為,要使采訪對象將真話,“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在尋烏調查中,他將農民、商人、秀才等采訪對象稱為“可敬愛的先生”,像小學生一樣咨詢問題。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請農民吃飯,給他們安排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農民了解了毛澤東的真意,消除了疑懼,臉上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整個調查會活潑有趣,每天開兩至三次,有時開至深夜,大家也不覺得疲倦。毛澤東說“應該深深感謝這些同志。”
  三是采訪要善于總結,推廣經驗。毛澤東要求,在調查中對問題要用對立統一的方法進行分析,對一些典型案例,要善于發現、總結并推廣基層工作中創造的鮮活經驗。比如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中,毛澤東研究總結并向全蘇區傳播推廣了代表會議、群眾生活、勞動力調劑、公債推銷、合作社運動、文化運動、衛生運動等方面的經驗。
  (五) 新聞輿論工作要尊重傳播規律
  新聞傳播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律,毛澤東一貫提倡并順應這些規律。
  一是堅持新聞輿論的真實性原則。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毛澤東說,新聞輿論工作中的文字和材料容不得有任何虛假的成分,要求“嚴禁扯謊,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說只一千。這種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他專門強調,黨的報紙“不靠扯謊吃飯”。毛澤東這些新聞理念,日后發展成了“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的辦報理念。
  二是運用簡樸生動的文風。毛澤東主張,文風首先要簡短精悍。比如對白軍士兵及下級軍官的宣傳品, “文字要簡短,使他們頃刻間能看完。要精警,使他們一看起一個印象” 。《時事簡報》新聞字數每條不得超過40字,每期不得超過400字。寫新聞要少發議論,若要插議論則要插得有勁,不能疲沓,畫蛇添足。其次要生動活潑。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動性的。文章要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不能板起面孔辦報。第三要盡量用群眾語言,他要求“地方的《時事簡報》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話。從別處報紙抄下來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聞,要把原文完全改變。紅軍的《時事簡報》,不會寫本地的土話,也要用十分淺白的普通話。”毛澤東自己在寫文章中,就廣泛運用群眾的土話、俚語、口語、俗語,讓受眾印象深刻,比如《尋烏調查》中關于“賣奶子”(客家話,即賣兒子)的細節,就將舊社會人吃人的現狀揭露得淋漓盡致。毛澤東這些對文風上的要求,日后發展成了著名的“反對‘黨八股’”思想。
  三是開展新聞輿論監督。毛澤東認為,新聞輿論監督是揭露腐敗、反對官僚主義的有力武器。中央蘇區報刊開展了積極有力的新聞輿論監督。《紅色中華》報開設了“突擊隊”“警鐘”等欄目,專門用以揭發中央蘇區內部的貪污腐敗案件以及干部的不良作風。《紅星報》在創刊號中,明確本報的作用之一,是“要成為‘裁判員’,批評紅軍里消極怠工、官僚腐化等不良現象,揭露反革命破壞。”對人民內部問題,毛澤東主張,不能為批評而批評,批評應該是公正的,尖銳的,但又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建設性的,批評要實事求是。所謂“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毛澤東這種對新聞輿論監督工作的要求,日后發展成了著名的“開、好、管”三字方針。
  三、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新聞輿論工作思想與實踐的現實啟示
  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創造性地開展新聞輿論工作實踐與探索,為日后“黨管媒體”“政治家辦報”“向群眾學習”“加強調查研究”“反對‘黨八股’”等毛澤東新聞思想主要觀點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新聞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辦報學說,繼承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黨的新聞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為推動革命斗爭深入發展起到巨大作用。同時也創立了毛澤東獨特的政治宣傳動員和新聞輿論工作方法,為中國革命道路的開創發展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毛澤東提出的“左手拿宣傳單, 右手拿槍彈”新聞輿論工作方式,制定的一系列全方位全覆蓋的新聞輿論工作部署,是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我們今天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啟示。
  我們今天研究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新聞輿論工作,既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實現第一次偉大歷史飛躍的一種歷史佐證、具體深化、深入發掘和形象表述,也是對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內在規律的重新認識和深刻把握,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為黨的宗旨服務的,是實現黨的偉大目標和完成黨的偉大任務的銳利武器。新聞輿論工作是其他任何工作不可替代的,“宣傳單”和“槍桿子”的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二是新聞輿論工作就是做群眾的工作,是發動群眾、爭取民心的根本所在,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三是新聞輿論工作是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創造了極為豐富的新聞輿論工作經驗,創新了符合中國國情、滿足民眾需求的有效方式方法,其形式多種多樣、生動活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我們今天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成功借鑒。
  習近平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要“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把握定位,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隨著時代發展和科技進步,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輿論引導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和繼承毛澤東新聞思想,積極主動地做好新時代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切實提高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要堅持黨的領導,黨管媒體不動搖。毛澤東一貫強調報刊宣傳的階級性,告誡新聞工作者:“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所說的‘新聞自由’是騙人的,完全客觀的報道是沒有的。”新聞輿論是有階級性的,黨性即是階級性的集中體現。黨性原則是我們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原則,而輿論導向是新聞黨性原則的具體體現。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必須無條件地宣傳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策略上與黨保持高度一致,服從黨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習近平指出:“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的“喉舌”,必須傳播黨的聲音,傳遞黨的主張,宣傳黨的意志,維護黨的權威。因此,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要保持正確的主線,必須加強各級各類新聞機構和傳播平臺管理,用無產階級新聞理論武裝新聞輿論工作隊伍。
  (二)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按照“政治家辦新聞”的要求,牢牢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毛澤東強調“政治家辦報”,就是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他在講話中說:“報紙的作用,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導向指引方向,方向決定命運。導向正確才能確保方向不偏,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增強“政治家辦新聞”意識,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樹立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和鮮明的觀點,對那些錯誤的觀點和做法敢于亮劍、敢于發聲。新聞媒體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充分發揮主流媒體凝神聚力的作用,為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盡到歷史責任。
  (三)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毛澤東主張,報刊宣傳要獲得好的效果,應該走群眾路線:“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是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在社會主義中國,新聞輿論工作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是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習近平在講話中一再提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指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是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反映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把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愿結合起來,更好地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維護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必須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式方法
  新聞傳播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律,毛澤東一貫提倡并順應這些規律。關于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毛澤東說黨的報紙“不靠扯謊吃飯”,新聞報道中的文字和材料不得有任何虛假的成分:“嚴禁扯謊,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說只一千。這種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關于新聞的時效性原則,毛澤東非常注重報刊宣傳的及時性,強調新聞要新鮮,不要看舊聞。關于新聞的輿論監督功能,毛澤東認為它是推進社會民主,實現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重要方式,是揭露腐敗、反對官僚主義的有力武器,提出了著名的“開、好、管”三字方針,并主張不能為批評而批評,批評應該是公正的,尖銳的,但又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建設性的,批評要實事求是。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關于新聞的文風,毛澤東要求盡量用群眾語言,要言之有物,反對“黨八股”,等等。要創新方法手段,積極推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不斷拓展融合傳播的新空間,不斷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切實提升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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